大明第一公

一、少年显贵：皇亲勋贵的起点

我叫李景隆，小字九江。自打记事起，“富贵” 二字就刻在我生活的每一处角落。父亲李文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亲外甥，更是开国六公爵之一的曹国公，母亲是曹国公府的女主人，出入皆有仆从簇拥。在应天府的勋贵圈子里，我自幼便是众人瞩目的存在 —— 毕竟，能同时沾着皇室血脉与开国军功的，整个大明也没几个。

洪武年间的曹国公府，朱红大门前立着两尊威武的石狮子，府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光是伺候的仆从就有上百人。我无需像寒门子弟那般苦读科举，也不用像普通军户那样摸爬滚打，从牙牙学语起，身边就有最好的先生教我读书习字、骑马射箭。父亲对我寄予厚望，常把我带到军营，让我看士兵操练，还手把手教我兵法布阵。他总说：“九江，咱们李家的荣耀是用鲜血换来的，你将来要扛起这担子，不能丢了你祖父（李贞）和我的脸。”

那时的我，虽年少，却也懂几分 “勋贵” 二字的分量。宫里举办宴会，我能跟着父亲坐在靠近皇帝的位置；皇子们玩耍，朱元璋的嫡孙朱允炆总愿意跟我亲近，我们一起在御花园里放风筝，在文华殿外的空地上比试过家家般的兵法游戏。朱元璋见了，常笑着对父亲说：“文忠啊，你这儿子跟允炆投缘，将来定能辅佐他。”

洪武十七年，父亲李文忠病逝，我承袭了曹国公的爵位。那年我刚满十七岁，站在父亲的灵前，看着前来吊唁的文武百官，突然意识到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李家的顶梁柱，是大明朝堂上年轻的勋贵代表。朱元璋对我格外关照，不仅让我继续掌管父亲留下的兵权，还时常召我入宫议事，教我处理军务。我知道，这份恩宠，一半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，一半是因为我与皇太孙朱允炆的交情。

年少的我，也曾意气风发。我熟读兵书，骑射技艺在勋贵子弟中数一数二，府里的书房堆满了《孙子兵法》《吴子》等兵书，每一本我都逐字逐句批注过；在演武场上，我能拉得开三石强弓，骑术更是精湛，曾在皇家围猎中一箭射中奔鹿，引得朱元璋连连称赞。那时的我以为，凭着李家的功勋和自己的本事，将来定能成为大明的 “第一勋贵”，像父亲那样，为大明镇守一方，名留青史。

二、沙场领兵：北伐浮沉的争议

洪武三十一年，明太祖朱元璋驾崩，皇太孙朱允炆继位，改元建文。新帝登基，重用齐泰、黄子澄等文臣，开始推行削藩政策。周、湘、代、齐、岷五王先后被废，藩王中势力最强的燕王朱棣，成了朝廷的眼中钉。

建文元年七月，朱棣以 “清君侧，靖国难” 为名，在北平起兵，史称 “靖难之役”。消息传到应天府，朱允炆慌了手脚，齐泰、黄子澄推荐我为大将军，率军北伐。那时的我，虽有理论知识，却从未真正领兵打过仗，可看着朱允炆信任的眼神，想着李家世代忠君的家训，我还是接下了帅印，统领五十万大军，浩浩荡荡北上。

出征那天，朱允炆亲自在城外为我送行，赐我尚方宝剑，授权我 “军中事皆由尔决断”。我身着明光铠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看着身后密密麻麻的军队，心中满是豪情 —— 我要平定叛乱，护新帝安稳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李文忠的儿子，不是只会享受的勋贵。

可战场的残酷，远超我的想象。起初，我率军顺利攻占北平外围的一些城池，可当我兵临北平城下时，才发现朱棣的军队远比我想象的更顽强。北平城防坚固，守军拼死抵抗，我率军攻打了一个多月，始终无法破城。更糟的是，朱棣趁我攻城疲惫，亲率精锐绕后，突袭我的粮道，导致军中粮草短缺，士兵士气大跌。

我被迫撤军，却在郑村坝遭遇朱棣的伏击。那天刮着大风，沙尘漫天，我的军队阵型大乱，朱棣的骑兵如潮水般冲来，明军死伤惨重。我在亲兵的掩护下才得以突围，五十万大军，最后只剩下几万人逃了回来。

回到应天府，我跪在朱允炆面前请罪，以为会被治罪。可朱允炆却安慰我说：“九江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不用自责，朕再给你机会，让你统领大军，务必平定叛乱。” 原来，齐泰、黄子澄等人认为我只是 “运气不佳”，还在朱允炆面前为我求情。

建文二年四月，我再次领兵北伐，这一次，朝廷给了我六十万大军。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稳扎稳打，先后收复了德州、沧州等地，还在白沟河与朱棣展开决战。战斗初期，明军占据优势，朱棣的坐骑多次被射杀，险些被擒。可就在胜利在望时，一阵突如其来的旋风，吹断了明军的帅旗。帅旗一倒，明军以为主帅出事，顿时大乱，朱棣趁机率军反击，明军再次惨败。

这一次，我再也无力回天，带着残兵逃回应天府。朝堂上，弹劾我的奏折堆成了山，齐泰、黄子澄也不再为我说话。朱允炆虽未杀我，却收回了我的兵权，将我召回京城闲置。那段日子，我整日待在曹国公府，看着府里熟悉的亭台楼阁，心中满是挫败与迷茫 —— 我曾以为自己是天生的将才，可两次北伐，却都以惨败告终，我不仅丢了李家的脸，还让大明陷入了更大的危机。

三、靖难风云：立场摇摆的转折

白沟河惨败后，靖难之役的局势越来越糟。朱棣率军南下，先后击败盛庸、平安等明军将领，一步步逼近应天府。建文四年五月，朱棣兵临浦口，应天府危在旦夕。朱允炆紧急召我入宫，让我与谷王朱橞一起镇守金川门，这是应天府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站在金川门的城楼上，看着远处朱棣军队的营帐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我想起父亲对我的教诲，想起朱允炆对我的信任，可也想起了两次北伐的惨败，想起了朝堂上那些弹劾我的声音。我知道，以金川门的守军，根本抵挡不住朱棣的大军，一旦城破，不仅我会性命难保，曹国公府也会跟着覆灭。

就在我犹豫不决时，朱棣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。信中，朱棣说他起兵只是为了 “清君侧”，并非要推翻朱允炆，还说他念及我父亲李文忠的功绩，不愿与我刀兵相见，若我能打开金川门，他保证会保全我和曹国公府的安全，甚至会加官进爵。

我拿着信，手不住地发抖。一边是我效忠多年的建文朝廷，一边是即将入城的燕王大军；一边是君臣大义，一边是家族存亡。我知道，我的选择，将决定我和李家的命运，也将改变大明的走向。

最终，我选择了打开金川门。当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，朱棣的军队浩浩荡荡入城时，我站在城门旁，看着朱棣骑马而来，心中满是复杂。朱棣见到我，笑着走下马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九江，你识时务，是个聪明人。放心，我答应你的，定会做到。”

应天府城破后，朱允炆下落不明，朱棣登基称帝，改元永乐。朱棣没有食言，不仅保留了我的曹国公爵位，还加授我 “太子太师” 的官职，让我继续留在朝堂。可我知道，这份恩宠背后，是无数人的非议。朝堂上，有人说我是 “叛臣”，骂我卖主求荣；勋贵圈子里，以前跟我交好的人，也渐渐与我疏远。我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 —— 在永乐朝，我是 “开国勋贵”，却因打开金川门被人轻视；在旧臣眼中，我是 “叛徒”，却又因李家的功绩无人敢轻易动我。

朱棣似乎看出了我的处境，很少让我参与核心政务，只让我负责一些礼仪性的事务。我也乐得清闲，每日除了上朝，就是待在府里，读书、赏花，偶尔与几个不介意我过往的老臣喝酒聊天。我知道，我再也回不到年少时的意气风发，也成不了父亲期望中的 “名将”，只能在这复杂的局势中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李家的荣耀。

四、晚年境遇：功过留史的唏嘘

永乐年间，我虽顶着曹国公的爵位，却始终处于一种 “边缘化” 的状态。朱棣对我虽客气，却从不委以重任；太子朱高炽与我交情尚可，却也不敢在朝堂上过分提拔我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金川门那一夜的选择 —— 我虽保全了家族，却也永远失去了执掌大权的机会。

永乐二年，有人弹劾我 “心怀怨恨，图谋不轨”，还拿出一些所谓的 “证据”，说我与被废的建文旧臣有往来。朱棣召我入宫问话，我跪在地上，一一辩解，说那些都是诬告。朱棣看着我，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说：“九江，朕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这件事，朕不追究了。但你以后要谨言慎行，不要再给别人留下把柄。”

经过这件事，我更加谨慎，几乎不再与外界往来，整日闭门不出。府里的仆从见我失势，也渐渐有了懈怠之心，可我却懒得计较 —— 我知道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家的荣光会慢慢褪色，我能做的，只是不让它在我手中彻底崩塌。

永乐二十二年，朱棣驾崩，太子朱高炽继位，是为明仁宗。朱高炽继位后，对建文旧臣多有赦免，对我也多了几分关照，偶尔会召我入宫，询问一些洪武、建文年间的旧事。我总是如实回答，却从不提及金川门的事 —— 那段过往，早已成了我心中不愿触碰的伤疤。

洪熙元年，朱高炽驾崩，太子朱瞻基继位，是为明宣宗。宣德年间，朝廷开始整顿勋贵，不少违法乱纪的勋贵被削爵治罪。我更加小心，严格约束府中子弟，不让他们惹是生非。可即便如此，仍有人在朱瞻基面前说我的坏话，说我 “当年打开金川门，有负建文皇帝”。朱瞻基虽未治我的罪，却也渐渐减少了对我的赏赐。

宣德五年，我病倒了。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飘落的秋叶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生：少年时的显贵，北伐时的豪情与挫败，金川门的抉择，晚年的落寞。我这一生，与大明紧紧相连 —— 我享受了大明的恩宠，也经历了大明的动荡；我为大明效过力，也因大明的权力斗争而沉浮。有人说我是 “大明第一公”，因为李家是开国勋贵，地位显赫；也有人说我是 “大明第一叛臣”，因为我打开了金川门，让朱棣顺利登基。

弥留之际，我让儿子李茂芳拿出父亲李文忠的画像，看着画像上父亲威严的面容，我喃喃自语：“父亲，儿子不孝，没能守住您的荣耀，也没能成为您期望的样子。可儿子尽力了，尽力保住了李家……”

我叫李景隆，这是我和大明的故事。我的一生，有过荣耀，有过挫败，有过抉择，有过遗憾。或许在史书上，我会被写成一个 “庸碌”“叛降” 的勋贵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，我只是一个想守住家族、保住性命的普通人。大明给了我富贵，也给了我磨难，我与大明的纠葛，终究会随着我的离世，渐渐被历史的尘埃掩埋，只留下 “曹国公李景隆” 这几个字，供后人评说。